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輝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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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漢代彗星圖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天文觀測和記錄的國家之一。

中國古代帝王自稱為天子,並且在歷代王朝中都設有專門的官員進行天文觀測,由此可見古代天文學在我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在秦代,負責天文學研究的官員被稱為太史令,以後歷代多沿襲這一稱呼並稍有變化,到明清時期,天文觀測主要由欽天監這一專門機構負責。

天文學和數學、農學、醫學被公認為中國古代最發達的四門自然科學。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很多成就不僅在當時處在世界前列,即使在現代,許多觀測數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義,有些數據更是我國所獨有。

相比中國古代天文學,西方天文學在16世紀以前發展較緩慢,只是在近幾百年隨著其他自然科學的發展才取得突破性進展。

中國古代天文學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開始有所萌芽,在中國出土的彩陶中,有不少上面已經繪有太陽和月亮的圖案,代表了古人原始的天文學觀念。

中國進入奴隸社會以後,在夏商周三代,天文學更是有了飛躍式的發展。

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關於商代天文觀測的記錄。

根據當地出土的甲骨,我們知道商代將一年分為十二個月,閏年十三個月。

同時甲骨上已經有了關於日食、月食和星辰的記載,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可考的天文學資料了。

商代的曆法被稱為陰陽曆,是迄今為止已知的較為完整的一部最早的曆法。

同時,商代用干支記日,數字記月,每一個月又被分為三旬。

由此可知,早在商代,我國已經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善的天文曆法系統。

戰國秦漢時期百家爭鳴,也是我國天文學取得巨大進展的一個輝煌時期。

戰國時編著的《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學著作。

西漢時期,出現了許多新的天文觀測的儀器,並在天文學理論方面提出了「渾天說」。

隋唐時期,我國進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線長度實測。

宋元時期我國創製了《授時歷》,並製作了簡儀等新的天文觀測儀器。

明清時期我國天文學處於衰落階段,西方天文學興起,這一時期主要是翻譯國外天文學著作。

 在我國古代天文學研究中,星象觀測一直是一項重要內容。

中國古代的正史中有專門記載天文資料的部分叫做天文志,其中就包括星象觀測的方法、觀測的儀器和星象觀測的記錄。

在星象觀測中,天文儀器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古代的天文儀器種類繁多,各個功用也不相同,主要有用來計時的工具、用來觀測星象的工具、用來制定曆法等幾種,具有代表性的有圭表、渾儀和簡儀等。

除此以外,古代中國人還設計了地平經緯儀,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等許多儀器進行天文觀測。

在我國天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天文儀器的不斷革新,極大地推動了天文觀測的發展,也為我國天文學曆法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我國古代天文曆法起源得非常早,從最早的成文曆法《四分曆》開始,後又經多次曆法改革,其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

據統計,我國從古至今使用過的曆法有一百多種,不管有多少種曆法,都可以分別歸到陰曆、陽曆、陰陽合曆三大系統當中。

陽曆是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的周期為計算基礎的;陰曆則以月亮繞地球的公轉周期為計算的基礎;陰陽合曆是調和太陽、地球、月亮的運轉周期制定的曆法。

其中,《太初曆》是中國有完整資料的第一部傳世曆法,與《四分曆》相比,其進步之處主要表現在以正月為歲首,將我國獨創的二十四節氣分配於十二個月中,並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從而使月份與季節配合得更合理;同時行星的會合周期測得也較準確。

到東漢末年,劉洪制定了《乾象曆》,第一次將月球運行有快慢變化引入曆法。

在天文曆法方面,有三位科學家做出過非常傑出的貢獻,他們是祖沖之、僧一行、郭守敬,他們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曆法的改革和發展。

 在祖沖之以前,人們使用的曆法是天文學家何承天編制的《元嘉歷》。

祖沖之通過自己多年的觀測,發現了《元嘉歷》中存在的許多錯誤,並編制了新的《大明曆》。

在新曆法中,他首次將歲差引進到曆法中,區分出了回歸年和恆星年,並且通過多年的觀測,得出了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結論。

僧一行修訂的《大衍曆》是一部具有創新精神的曆法,它繼承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優點和長處,對不足之處和缺點作了修正,因此,取得了巨大成就。

它比較正確地掌握了太陽在黃道上運動的速度和變化規律。

此外,僧一行還組織在全國13個點的天文測量,並在觀測的數據中得到了北極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離就相差351里80步(約合131.3千米)的結論,這個數據在當時世界上是非常領先的。

郭守敬的主要貢獻也是在曆法編著方面,他編著了中國一部很精良的曆法《授時歷》,為了編撰這部曆法,他分析研究了以前的幾十部立法,並設計和建造了許多新的天文儀器。

在天文理論方面,我國古代人民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特別是在兩漢時期,人們對宇宙的認識不斷深化,提出了「渾天說」,認為「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內」。

進而又有人提出了「宣夜說」,認為天沒有固定的邊際,無邊無際,模糊地提出了宇宙的無限性。

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中,曾為「宣夜說」專設一節,盛讚這種宇宙模型,認為這種宇宙觀非常進步,與同時期的希臘任何學說相比都毫不遜色。

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宣夜說」並不是一種正確的宇宙模型,而且對古代中國產生的作用也遠沒有「渾天說」大。

在我國古籍《周髀算經》中,古代中國人還建立了「蓋天說」的宇宙模型。

這種模型提出了大地與天相距80,000里;大地中央有高大的柱形物;日月星辰在天上環繞北極作平面圓周運動等 9個觀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宇宙模型與古代印度的宇宙模型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在中國古代,人們為了弄清楚人與宇宙的關係,還提出了各種假說,每種假說都不乏支持者。

從公元前100年開始直到唐代,人們為了探究宇宙奧秘,圍繞這些假說進行了持續的爭論,其中有不少我們所熟悉的古代科學家為自己支持的觀點著書立說。

同時,人們還探討了日食,月食,太陽和地球的距離等很多問題。

如我們熟知的「兩小兒辯日」的故事,其中就表達了古代人對太陽與地球關係的思考。

由於「渾天說」不能很好地解釋月食的現象,所以歷代很多天文學家都去努力思考,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並提出了許多猜想,其中以張衡在《靈憲》和朱熹在《朱子全書》中的猜想最具代表性。

在中國古代,天文學與星象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並以天人感應為哲學基礎,形成了中國古代很具特色的占星學。

占星學在古代的主要功能是昭示天命及其變化,為當權者的統治提供理論基礎。

天命如果有所改變,就會通過天象昭示天下。

所以古代帝王非常重視天象的變化,堯帝「曆象日月,敬授人時」(《尚書·堯典》),舜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舜典》)都被作為重大事件記錄在冊。

中國古代天文學不僅在當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資料。

如在20世紀四十年代初,金牛座蟹狀星雲被天體物理學家認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發的痕跡,而在我國古籍中已經找到了關於這次爆發詳細的記載。

我國古代文獻中保留了大量世界獨有的天文記錄,但是在20世紀以前,對我國古代天文學資料的研究並不充分。

對於中國古代天文資料的研究,早期主要由一批海外歸來的學者進行,他們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創辦了許多介紹中外天文學的期刊,使中國天文學資料的研究逐步專業化,並形成了天文史學這一新的研究學科。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天文史學的研究終於走上正軌,出現了一批國際知名的天文史學家,他們著書立說,考證許多中國古人傑出的天文學貢獻,所以我們現在才可以看到我國古代如此輝煌的天文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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