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巴馬的告別 |《財經》封面報導

距離美國大選終點線不到兩周，但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和共和黨候選人川普持有正面印象的民眾，均沒有超過50％。

總統任期臨近尾聲的歐巴馬，獲得的支持率卻遠超這兩位候選人。

然而，帶著「改變」光環上台的歐巴馬並沒能實現所有的希望。

極化政治、種族矛盾、貧富差距，選戰中的交火點不少都是他執政八年期間無力改變的問題

《財經》記者 江瑋/文 袁雪/編輯

今年10月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總統歐巴馬的支持率創下第二任期內新高，55％的美國民眾對他的表現感到滿意。

歐巴馬在2008年的確是帶著選民的希望進入白宮的。

彼時他雄心勃勃，議程表上有一長串待做事項：對醫保、金融系統進行改革，對中產階級減稅，彌合華盛頓的黨派紛爭等等。

他希望自己像隆納·雷根一樣改變「美國的軌跡」。

八年後，美國經濟走出低谷，失業率從10％降至4.9％；「歐巴馬醫保」向全民醫保邁出關鍵一步，同性婚姻實現合法化。

也是在他任內，美國和伊朗達成核協議，與古巴冰釋前嫌，美軍陸續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美國的頭號敵人本·拉登在2011年被美軍擊斃。

但，也有一些希望落了空。

歐巴馬雖然創造了非洲裔當選美國總統的歷史，種族矛盾卻在此間烈化至40年來最甚，黑人群體受困於貧富差距拉大，加之對歐巴馬種族政策的失望，在全國燃起了「黑人生命也同樣重要」運動。

他也曾提出團結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口號。

但在今年1月最後一次發表國情咨文時，歐巴馬承認並沒有發展出更加團結的政治文化。

「這是我總統任期的最大遺憾之一。

不同黨派之間的敵意和猜疑沒有變得更好，反而變得更糟。

」

政黨政治的僵局直接造成在移民和槍枝管控上，他連最溫和的改革都難以推進。

外交政策也深受其害。

TPP難以得到國會批准的悲觀情景已經籠罩在這位「首位太平洋總統」的頭頂。

過快離開中東所遺留的權力真空，讓中東成為下任總統需迫切應對又焦頭爛額的難題。

正在進行中的總統大選，揭開了一個分裂的、問題重重的美國。

某些鏡像是競選策略之需，更多的正是歐巴馬執政八年期間無力改變的問題的延續。

難以彌合的兩黨對立

「他（歐巴馬）想要什麼，我們就反對什麼」

在2008年的選舉中，民主黨大獲全勝，不僅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最終當選，國會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都落入民主黨囊中。

40多年來，美國首次出現總統、國會兩院多數優勢都出自同一政黨的局面。

另一面，是共和黨不得不面對數十年來最慘重的一次失敗。

《時代》周刊在2012年一篇文章記錄，2008年歐巴馬從選舉中勝出後到正式就職期間，時任共和黨眾議院黨鞭埃里克·康托爾和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邁克康奈爾多次私下會面，商議如何為歐巴馬設置阻礙。

俄亥俄州前參議員喬治·沃伊諾維奇簡單概括為：「他（歐巴馬）想要什麼，我們就反對什麼。

」

歐巴馬執政初期，共和黨沒能夠阻擋他最想要的醫保改革。

在與民主黨主導的國會的「蜜月期」，他推行了包括金融監管改革、醫保在內的長期性改革議程。

「歐巴馬總統將會因為他標誌性的成就——歐巴馬醫保被人們所銘記，這一法案的重要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清晰。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包潤石（Richard Boucher）對《財經》記者說。

2010年3月，《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在國會通過，當時全體共和黨議員投了反對票。

歐巴馬曾經希望這能成為一個跨黨派的法案，他和民主黨方面也爭取了一些共和黨議員，最終這些努力無果而終。

簽署立法時，歐巴馬說它體現了在醫保方面每個人都應該享受基本安全的核心原則。

但對於奉行小政府的共和黨來說，這代表了政府接管醫保系統的危險行為。

他們更相信自由市場，而不是強制民眾購買保險。

根據平價醫療法案，美國人有義務購買保險，否則將被罰款。

得益於平價醫療法案，美國2000萬沒有醫保的民眾開始享受醫療保險。

但美國凱澤家庭基金會在2016年6月進行的一份民調顯示，29％的受訪者認為歐巴馬醫保傷害了他們的家庭，只有18％的人認為幫到他們。

反對者的理由包括上升的醫保成本，尋求醫保的難度增加等等。

即使在民主黨內部，對歐巴馬醫保也存有爭議。

但那時人們恐怕沒有預見到，這部法案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造成的對立後來將加劇到何種程度。

當時的共和黨參議院領袖米奇·邁克康奈爾說：「我不想有哪怕一個共和黨議員投票支持這部法案。

我們要讓選民明確知道哪個政黨要為這項可怕的政策負責。

」

過去幾年裡，國會共和黨人先後50多次試圖廢除或者破壞歐巴馬醫改。

在當下的選戰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多次在各種場合強調，自己一旦當選總統將全盤廢除歐巴馬醫保。

2010年中期選舉過後，民主黨失去了在眾議院的多數優勢，歐巴馬開始面對一個扭曲的國會。

情況在2014年中期選舉後變得更糟——民主黨丟掉了參議院的多數席位，自此共和黨贏得參眾兩院掌控權，為歐巴馬剩餘兩年的任期製造了更大的執政阻力。

因此，兩黨的分裂在歐巴馬的第二個任期達到白熱化。

2013年秋季，由於共和黨拒絕通過政府的開支方案，並試圖迫使歐巴馬放棄醫改方案，美國政府關閉了16天。

「絕望情緒在共和黨2008年選舉失敗後產生，由此引發歐巴馬任期內影響政府正常運轉的持續僵局，甚至一次癱瘓。

」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高級顧問、柯氏策略諮詢公司總裁柯白（Robert A. Kapp）對《財經》記者表示。

強硬的行政命令更疏離了國會

當他需要和國會成員搞好關係時，很少主動拿起電話或邀請他們到白宮做客。

移民改革和槍枝管控是歐巴馬第二個任期的優先事項，對這兩項議題的強推，進一步加大了白宮與國會的疏離，試圖超越政治敵意實現黨派合作的願望也隨之化為泡影。

2013年6月，美國國會參議院表決通過了一項跨黨派的移民改革方案，當時民主黨在參議院還享有多數優勢，共和黨陣營在2012年大選失利後也湧現出更多支持移民改革的呼聲。

遺憾的是，這一法案最終止步於眾議院，直到一年半後，歐巴馬選擇通過行政命令實施移民改革。

這一方案將使數百萬非法移民免遭遣返，並得到工作許可。

以行政命令實施移民改革，遭到共和黨人的強烈抵制，全美26個共和黨州長集體提出訴訟，要求政府暫停實施行政令。

地方政府的訴求得到支持後，歐巴馬政府則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

自從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今年2月去世後，歐巴馬提名的人選至今未在國會獲得表決的機會。

最高法院大法官由5名保守派、4名自由派組成的結構變成了4名保守派對4名自由派。

在今年6月針對歐巴馬移民改革行政命令的審理中，最高法院不出人意料地出現4比4的僵局。

這意味著維持原判，歐巴馬的移民新政因此繼續被凍結。

在槍枝管控上，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人民持有並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

如何在保護民眾持槍權與防止槍枝暴力之間取得平衡決定了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分野。

歐巴馬曾下定決心要對槍枝使用進行更嚴格的管控，但由於無法在國會通過控槍法案，只好再次選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動。

2013年1月，在康乃狄克州的紐頓校園槍擊案發生後不久，歐巴馬出台23項行政命令加強對槍枝的管理。

今年1月，他再次發布行政命令，試圖通過加強對購槍者背景審查來遏制槍枝暴力。

「頒布行政命令是歐巴馬在極化政治下無奈但卻能奏效的選擇。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刁大明對《財經》記者說。

在他看來，歐巴馬走的是「永續競選」路線，通過「先嘗後買」的方式，讓民眾充分了解其政策後，通過民意驅動，實現自下向上的施壓。

但是，每當歐巴馬繞過立法機構使用行政權力，他與國會的關係又進一步疏離。

在搬進白宮之初，歐巴馬試圖打破困擾華盛頓的黨派紛爭，他的第一任內閣還曾有三名來自共和黨的部長。

然而，不善於與國會打交道的指摘始終伴隨著這位總統的執政生涯。

《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導說，來自兩黨的政客都抱怨歐巴馬與他們過於疏遠。

報導稱，當他需要和國會成員搞好關係時，他很少主動拿起電話或者邀請他們到白宮做客。

歐巴馬更喜歡和家人一起共進晚餐，或者和他的小團體去打高爾夫球。

「歐巴馬不擅長和他的反對者打交道，在這方面他不是天生的政客。

他們覺得他冷漠又傲慢。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學教授加里·傑克布森對《財經》記者表示。

傑克布森長期研究美國國會，著有《國會選舉政治》等書。

沒有哪個人可以憑一己之力解決這個問題，政治極化由許多結構性問題造成。

包潤石說，初選傾向於極端人士，選區不平衡，國會失去約束，政黨迎合某一特定議題群體，法庭裁決拋棄了對選舉資助的控制等因素，都造成了黨派紛爭在當今格外糟糕的局面。

貧富差距與種族差距

「這是過去40年來最重要的反種族主義者運動，而它發生在首個黑人總統任內」

歐巴馬最容易被銘記的遺產之一是，他作為第一位非洲裔美國總統的身份。

在歐巴馬準備競選美國總統時，他的夫人米歇爾曾經問過他，如果當選他可以取得什麼成就。

歐巴馬回答說：「我宣誓就職的那天，世界看待我們的眼光將會不同。

這個國家數百萬孩子看待自己的眼光也會不同。

單是這個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

在柯白看來，選出第一個非洲裔美國總統對美國的政治有深遠而持續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未來幾十年會繼續體現。

但同時，「種族背景也是導致對他個人、他的政府甚至美國政府整個體系政治反對力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美國政治右翼的所謂『保守人士』那裡。

」柯白說。

當美國經濟仍陷於危機之中時，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邁克康奈爾在2010年公開表示，共和黨在未來兩年的首要優先事項是阻止歐巴馬獲得第二個任期。

歐巴馬的支持者認為這表明共和黨對歐巴馬的反對不只出於黨派分歧，也是針對個人。

人們本來寄望於歐巴馬的總統任期能讓美國進入後種族主義階段，現實是當他離開白宮時，美國種族關係正因多起非裔在警察執法過程中死亡，白人警察卻不受起訴的案件而陷入緊張，「黑人生命也很重要」運動爆發。

「從很多方面而言，這是過去40年來最重要的反種族主義者運動，而它發生在首個黑人總統任內。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基安格-亞瑪塔·泰勒說，泰勒在2016年出版了《從＃黑人生命也很重要到黑人解放》。

2008年，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之前，《紐約時報》和CBS進行的民調顯示，大約有60％的美國黑人認為種族關係普遍是差的。

在歐巴馬上任後，這一比例下降了一半。

然而，七年過後，這一數字升至68％，為1992年以來最高。

一位歐巴馬支持者接受採訪時甚至說：「我並不知道一個種族主義者的美國是什麼樣的，直到我們選出了第一個黑人總統。

」

當被問及歐巴馬是否因為他的種族受到了更嚴苛的對待時，80％的黑人受訪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有37％的白人受訪者表示贊同。

基安格-亞瑪塔·泰勒認為，「黑人生命也很重要」運動的爆發可以被視為人們對歐巴馬總統任期局限性的失望。

雖然究其原因有來自共和黨國會的敵意，但也包括歐巴馬政策的局限性。

種族平等沒有在歐巴馬任內取得重要進展。

儘管他任命了史無前例數量的黑人法官，釋放了數千名非暴力的毒品犯，他的醫改方案也讓美國黑人享受到了福利，但黑人和白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在擴大，同時惡化的還有失業率和貧困率。

「歷史學家會看到歐巴馬在種族問題上所付出的努力，但他們也會想知道為什麼事情看起來變得更糟。

」包潤石說。

在他看來，部分原因根植於美國的整體問題：收入不平等的加劇。

雖然歐巴馬實施了醫改和其他一些舉措，但總的來說經濟政策以及美國經濟從2008年危機的恢復中沒有幫助到更貧困的那些人，無論他們是黑人還是白人。

刁大明也認為，儘管美國經濟數據在改善，很多人未能感受到生活的改善。

「非洲裔美國人在經濟社會階層長期被固化，很難在一個總統任內有改善。

歐巴馬任期族裔內矛盾加劇也與後金融危機時代美國社會矛盾的複雜化有關。

」他說。

重返亞洲，抽離中東

重返亞洲是他外交政策的主要標誌。

儘管這一戰略的稱謂經歷了「轉向亞洲」到「亞洲再平衡」的變化

在美國總統的政治周期中，他們的第二個任期往往更注重外交事務。

與第一個任期內推動醫改等國內議題相比，歐巴馬在第二個任期內的成就也主要來自外交政策，尤其以和伊朗達成的核協議以及與古巴恢復外交關係為代表。

2015年7月14日，伊朗與伊核問題六國（中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和德國）達成伊核問題全面協議。

根據協議，國際社會將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伊朗則承諾不尋求獲取核武器。

歐巴馬在協議達成後表示：「這體現了美國外交政策可以給世界帶來真實且具有意義的改變。

」它被視為歐巴馬任內最大的外交功績之一，儘管仍有人對它心存疑慮。

對古巴的歷史性訪問使歐巴馬成為88年來首位訪問古巴的美國總統，更具有歷史意義的是，兩國關係的解凍埋葬了「美洲大陸最後一絲冷戰殘餘」。

與前任布希相比，歐巴馬把外交重心從中東轉向了亞洲。

重返亞洲是歐巴馬外交政策的主要標誌。

儘管這一戰略的稱謂經歷了「轉向亞洲」到「亞洲再平衡」的名稱變化，但他對亞洲重視程度的提高始終貫穿。

歐巴馬作為太平洋總統的遺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所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能否得到國會的批准。

美國對TPP的主導地位在歐巴馬上台後形成，TPP也被視為歐巴馬亞太再平衡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

不過，這份貿易協定的前途懸而未決，鑒於希拉蕊和川普都明確表示不支持現在已經達成的協議，歐巴馬需要在未來兩個多月內爭取國會對它進行表決。

如果TPP最終被推翻，對他的亞洲政策遺產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包潤石認為，亞太再平衡不應被視為是反對中國的，雖然抵消一個崛起中國的過分自信是一個方面。

但他認為歐巴馬持續在尋求與中國的合作，而且通過在安納伯格莊園等場合的會晤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建立了關係。

中美在全球和雙邊重要問題上展開了合作，兩國在全球氣候變化政策上表現出的領導力是顯著的，柯白說。

中美共同合作推動了巴黎協議的達成，應對氣候變化也是歐巴馬的重要遺產。

轉向亞洲，卻過快抽離中東，後者被認為是歐巴馬在外交方面留給美國最主要的負面遺產。

「美國減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存在導致了該地區更多的動亂，而非更少。

阿拉伯之春在很多地方幻滅。

雖然這些問題的根源來自他的前任，但歐巴馬未能通過他的政策平息這些動盪，因此也要承擔責任。

」包潤石說。

歐巴馬最常被批評的一個決定是2013年放棄空襲敘利亞，沒有堅持對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畫出的紅線。

歐巴馬曾表示，一旦阿薩德政權跨越大批化學武器轉移或使用的紅線，將面臨嚴重後果。

在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他解釋說：「在當時按下暫停鍵，我知道自己會因此在政治上失分。

但我能夠抵抗那些壓力，以我自己的想法來思考的是什麼才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我所考慮的不僅是敘利亞還有我們的民主，那是我所作出的一個艱難決定。

但我相信最終那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

《大西洋月刊》對歐巴馬的這一決定有兩種描述。

「歷史可能會這樣記錄2013年8月30日：在這一天，歐巴馬阻止了美國陷入又一場災難性的穆斯林內戰，消除了以色列、土耳其或約旦遭到化學武器襲擊的威脅。

又或者是：在這一天，他讓中東從美國的掌握中滑落，落入俄羅斯、伊朗和ISIS手中。

」

這兩種描述都有可能是正確的，只是它們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證明。

是的，歷史上美國總統留下的遺產從來就不是固定的。

隆納·雷根曾經因導致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大幅膨脹而受到詬病，如今卻被視為保守派的英雄。

在比爾·柯林頓的總統生涯快要結束時，很多人認為他留下的遺產將會是醜聞，但現在他卻因實現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而被銘記。

明年1月，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將贏來一位新的主人，無論是希拉蕊·柯林頓還是唐納德·川普，新人的到來將宣告歐巴馬時代的落幕。

可以肯定的是，歐巴馬未能解決的問題仍然需要他們的回答。

（本文首刊於2016年10月31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