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一直惹麻煩,該做過動篩檢嗎? - 康健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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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卻抱持不同看法,並在網路發表他的觀察。
他說,台灣服用過動症藥物的小孩「多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因為醫師診斷可以減輕老師的焦慮,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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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直惹麻煩,該做過動篩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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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周書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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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7·
作者/邱宜君
·出處/康健雜誌
第1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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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有問題,還是大人搞錯了?新北市小二學生全面篩檢過動症,社會各界議論紛紛,卻不見孩子的聲音。
來聽三個過動兒的真心話。
2014年4月起,新北市政府啟動「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評估健康計劃」。
新北市3萬6千多位國小二年級學童都會拿到篩檢單,家長可以依得分建議,帶孩子到特約醫院評估鑑定,由市府補助初診掛號費和部份負擔。
全面篩檢過動兒,到底好不好?連專業醫師的意見都大相逕庭。
新北市政府引用台大醫院精神部主任高淑芬研究指出,全國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盛行率高達8%,卻只有2%接受治療。
新北市政府強調,把握黃金期及早治療,是「幫孩子圓夢」。
其他醫師則憂心,那些未接受治療的孩子,不但常被人誤解,家長也身心俱疲,而且六成孩子在長大成人後仍有症狀,造成工作及生活困擾。
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卻抱持不同看法,並在網路發表他的觀察。
他說,台灣服用過動症藥物的小孩「多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因為醫師診斷可以減輕老師的焦慮,所以老師常建議家長去找容易開藥的醫師,但其中許多並非兒童精神科醫師。
為了抵制這股診斷、吃藥的風潮,許多精神科醫師甚至和家長、老師組成聯盟,到處辦活動,呼籲「還給孩子做自己」的生存空間。
辯論聲音紛紛擾擾,主要來自家長、醫療人員、教育工作者。
那些曾被診斷為過動症的孩子呢?讓我們先放下爭執和成見,聽聽他們的心聲。
小山(化名):我生在錯誤的地方「我生在錯誤的地方,我希望回到原本的故鄉。
在那裏可以打獵,可以奔跑。
究竟是我真的有問題?還是大人錯誤的判斷?在學校裡同學排擠、老師放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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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孩子聚在草地上,有的搖鈴鼓,有的吹口琴,一遍一遍唱著他們自己寫的歌。
歌聲像盪鞦韆,愈唱愈高,彷彿能將一切憂悶困惑,全部拋向天空,讓肩上那個名為「過動症」的擔子輕省些。
他們是台北市北投社區安全家庭互助協會輔導的孩子,都來自弱勢家庭,平均不到13歲,小山是年紀最小的。
他常常沒寫作業、不交考卷、上課一直講話。
開始吃過動症的藥之後,表現穩定許多,只是有時悶悶不樂,問他在想什麼,他也講不出來。
協會社工陳語揚說,其實小山以前不是這樣。
小山和哥哥小時候住在鄉下,在溪流、森林間度過快樂童年,養成活潑個性和旺盛精力。
後來爸爸離開,媽媽為了工作,帶小山和哥哥轉學,搬到台北。
媽媽早上7點出門工作,最快晚上10點才到家,小山就靠哥哥照顧。
在學校,小山遇到挫折就找哥哥;回到家,哥哥也會盯著他寫作業。
哥哥上國中之後,小山愈來愈令老師頭痛。
媽媽工作的地方人手不足,得強忍復發的舊傷、連續加班,但她還是一再擠出僅有的午休,到校了解小山的狀況。
疲累積壓到臨界點,媽媽終於照老師建議,帶小山到醫院評估、診斷、拿藥。
哥哥的班上也有四個同學在吃藥。
「你不是壞,只是生病了,」輔導室老師溫柔地摸摸小山的頭,他忽然感覺好孤單、好想哭。
他酷酷地撇過頭,把藥吞下,然後一溜煙跑走了。
來自家庭的經濟與照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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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方案負責人阿葛反對全面篩檢計劃。
曾在醫院擔任精神社工的阿葛,陪伴社區家庭兒少長達10年,從不覺得哪個孩子需要就醫。
但她算一算,協會裡平均每10個男孩竟然有7個被診斷過動。
「我們的孩子就是窮,」阿葛觀察,有些孩子不得不分擔家庭的經濟壓力、照顧壓力、情緒壓力……在家裡拚命壓抑自己的需求,反過來,會很渴望在學校被看見。
想被人關心卻用錯方式,反而換來負面標籤,例如過動。
把學生行為的複雜成因,全部打包成「疾病」這個個人因素,是讓孩子背負不能承受之重。
她強調,重點是要給老師足夠的資源,去陪伴具有多樣性、有多元需求的孩子學習,或許根本不需要走到疾病篩選。
徐瑋均(幼稚園老師):大環境準備完善,我才會希望早一點被發現徐瑋均有著一雙愛笑的大眼睛,聲音甜美、活潑愛講話,人緣非常好,只是從小注意力缺失情況非常嚴重。
在20歲那年被診斷出ADHD之前,在家、在校的每一天,都在跟不專心對抗。
放學回來,媽媽問她,今天老師教什麼?徐瑋均啞口無言,因為她一天8小時上課都在恍神,老師講的話,一個字都沒聽見。
媽媽要瑋均幫忙拿碗、盛飯、排筷子、端菜,她沒有一次能馬上記住全部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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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抽屜永遠是三姊妹中最凌亂的,雜物層層疊疊滿出來。
媽媽看不下去,拉出整個抽屜,嘩啦嘩啦地把所有東西倒進垃圾袋,下達最後通牒:整理不好,就統統丟掉。
有次媽媽念她,廁所垃圾桶滿了,怎麼不處理?她趕緊用腳踩扁衛生紙,媽媽叫她別踩,她連忙改用手壓。
媽媽看了更火大,忍不住開罵,叫她去倒垃圾。
徐瑋均既難過又生氣,她只知道大人「不要」她這樣、那樣,卻不知道「要」怎麼做。
她也不懂,為什麼姊姊和妹妹都知道怎麼收拾東西、記得上課內容,自己卻怎麼學也學不會。
課業載浮載沉的日子,一直持續到20歲,才開竅轉運。
當時徐瑋均剛進入二技讀幼保系,第一次考試前,她按照以前習慣,清空桌面,還用棉被罩住自己、隔離外界,卻還是讀不下去。
用盡全力還是完全沒用,無助的徐瑋均來到醫院,才知道原來自己是ADHD。
標籤的重量吃藥治療後,徐瑋均終於可以專心了。
好好讀書、發現自己好喜歡讀書,加上找到適合自己的讀書方法,她本來吊車尾的成績,從此變成穩坐前三名。
徐瑋均常想,要是早點知道,一定能少走幾年冤枉路吧!搞不好我也考得上台大喔!但就讀特殊教育研究所、開始當老師之後,她反而認為「沒被診斷出來,是一件好事。
」有一次,徐瑋均眉飛色舞的向另位老師描述,某學生上課常常和老師一搭一唱,講話超有想像力和創造力。
對方聽了卻眉頭深鎖,直呼這孩子很怪,不會是ADHD吧?徐瑋均孤獨地發現,ADHD標籤的重量,是超乎自己想像的重。
就算自己看得到ADHD的好,整個教育和社會環境,卻把它看成壞的。
所以,即便已經是獨當一面的老師,她也不敢隨便跟別人說自己有ADHD,「很怕做不好,讓人家對ADHD印象更差。
」「篩檢立意是好的,但如果大環境準備完善,我才會希望早一點被發現,」她慶幸小時候沒被貼上過動標籤,因為「不知道自己夠不夠堅強,可以承受外界的眼光」。
談到孩子,她也避免在他人面前使用ADHD這個標籤,以保護孩子。
過度懷疑的年代徐瑋均說,以前的年代是完全忽略ADHD,但最近幾年的校園,ADHD開始被「過度聯想」,只要孩子有一點點蛛絲馬跡就會被懷疑。
這是因為教育環境普遍獨重智育,能支持老師面對特殊孩子的知識和實務資源都不足。
有些老師為了掌握教學進度、平息家長怨言,因此希望藉助「治療」,快速解決少數孩子的狀況。
當國小普通班老師通報有孩子過動,學校會先請特教老師去評估。
徐瑋均認識許多國小的特教老師,他們發現,被懷疑過動的孩子愈來愈多,但很多都懷疑得過頭了,都是因為被迷思誤導。
徐瑋均說,ADHD三大特徵是注意力缺陷、衝動、過動,有些ADHD只符合其中一、兩種特徵,有些是三種都有,需要經過詳細的評估,才能確定是哪一型。
至於對立反抗、學習障礙、人際關係不好,這些都只是ADHD的共病,不是主要特徵,但有些老師誤以為有這些狀況就一定是ADHD,因而通報要求評估。
徐瑋鈞觀察,有時候家長甚至必須帶孩子就醫,才能回頭說服某些老師:我的孩子沒有ADHD。
如果家長還願意帶孩子就醫,部份老師會認為這家長還可以溝通。
若家長拒絕帶孩子就醫、否認讓某些老師心力交瘁的種種狀況,親師、師生關係就會愈來愈冰。
其實重點不在診斷,是要知道如何幫助孩子。
徐瑋均提醒,吃藥的作用是「提升注意力」,幫助孩子解決眼前的問題,但是組織能力、讀書方法、學習策略,還是要花功夫去探索和建立。
如果大人誤以為成績不進步就是藥沒效,反而自行停藥或要求加強劑量,反而會傷害到孩子。
吳沁婕(昆蟲老師):早點發現當然好!問題在教育,不在診斷吳沁婕和徐瑋均年紀相仿,也是老師,她卻希望早點診斷,也樂見篩檢計劃幫助孩子了解自己。
對她和家人來說,過動並不是一個沉重的負面標籤,而是一個大大的釋懷,幫助他們浮出水面、大口呼吸,然後正面迎戰。
吳沁婕和雙胞胎妹妹小時候,媽媽給她們穿可愛公主裝、戴髮飾,但吳沁婕卻只想當個帥氣的小女生。
她熱烈投入體能活動,追趕跑跳兼爬樹,結果頭髮弄亂、衣服弄髒、鞋子穿反,優雅裝扮完全走樣。
她喜歡親近自然,體育一級棒,又很會畫畫,幼稚園過得自由快樂,上小學後,卻愈來愈被看作是問題兒童。
所有事情,她都想問為什麼;她抽屜太亂,經常無預警大走山;她上課覺得無聊,就一直跟同學聊天,或直接打斷老師,幫老師講笑話。
吳沁婕的媽媽就是小學老師,連自己的孩子都教不會,不但沒面子,更是自責痛心。
媽媽有時候忍不住情緒,嚴重體罰之後,母女哭著相對無言,完全不知該怎麼辦。
高中差點被留級,轉學後卻更慘。
老師無法忍受她上學遲到,叫同學把她的桌椅扔到後山,書本文具像垃圾散落一地。
好不容易考好一點,卻又因無關緊要的小事,被老師斥責得一無是處。
她表面故作堅強、若無其事,卻開始裝病、不想上學。
好不容易考上大學,一面投入校園生活,一面計劃轉系,沒想到樂極生悲,第一個學期,差一學分就要被退學。
這時身為特教系教授的姨丈,介紹她去看醫生,才知道自己是ADHD。
大四那年,吳沁婕第三次轉系成功,如願進入昆蟲系,連一塊木頭都磨不好的笨拙雙手,可以做好比紙還薄的蝴蝶標本。
她現在成為昆蟲老師,帶領孩子探索奇幻的自然世界。
問題在教育,不在診斷「早點發現當然好啊!」吳沁婕認為,就「了解自己」的角度來說,篩檢是一件好事,而且醫師不只是開藥,還提供各種幫助專心的方法,以及溫暖的關懷和鼓勵。
至於貼不貼標籤、有沒有歧視,吳沁婕認為,這和有沒有診斷一點關係也沒有。
她說,有太多事情會被貼標籤和歧視:女生像小男生、男生像小女生、跑不快、身材胖……根本說都說不完。
如果一些老師想要卸責或貼孩子標籤,沒有「ADHD」這個詞,還是可以替換成「死小孩」、「欠揍」等其他詞彙。
重點是老師有沒有教育熱忱、願不願意處理、如何教孩子面對不友善的人。
這些問題都在教育,不在診斷。
還有社會和家庭的影響因素如家庭關係疏離、經濟弱勢也不能不去處理。
吳沁婕強調,這些因素才是造成孩子邊緣化的主因,應該去面對和處理而不是停留在爭論診斷。
因為很多特殊孩子在還沒有任何診斷之前,就已經讓老師、同學反感了。
吳沁婕直言,如果教育制度不願意肯定這樣的孩子,他在學校就很難快樂,若再加上父母又沒有時間陪伴,孩子就很容易走偏,「這跟診斷一點關係都沒有。
」至於吃藥,只是幫助孩子的方法之一。
吳沁婕提醒,父母、老師千萬別以為孩子吃了藥,就不用做其他努力。
「父母不花時間陪伴孩子,很多事情根本是無解,」如果家庭不能給孩子安定、力量、肯定,反而是煩惱的源頭,孩子會過得更辛苦。
正面迎戰、重寫標籤吳沁婕背上有個「快樂過動兒」刺青,有點邋遢的小機器人微笑唱歌,頭頂開了朵夢想的小花。
吳沁婕活出精彩人生,她寫書、四處演講,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像自己一樣,被看見、被肯定。
徐瑋均在幼稚園裡發揮特教專業,讓每個獨一無二的孩子,都能安心自在地一起上課。
她和朋友共同創作一本繪本,幫助過動孩子認識自己,也常到學校演講,幫助老師們釐清迷思。
北投社區安全家庭互助協會的社工,每天繼續陪伴孩子及他們的家庭,一起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困難。
大小朋友一起出外跑步、露營、幫忙農事,學習去理解和自己不一樣的人,也享受被理解的安心感。
這些正面迎戰、重寫標籤的勇士們,敲響了鼓舞人心的節奏,時刻提醒著成人,我們是否真的了解孩子?我們是否能接受孩子的本質?我們是否能聽見孩子的心聲,陪他們唱自己的歌?版權所有,本刊圖文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公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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